习近平接见新调整组建军级单位主官并发布训令

人物生平

　　1895年（清光绪廿一年）7月，钱穆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荡口镇七房桥钱氏家族。

　　钱穆所出的大房，人丁最旺，五世同堂。但正是由于人丁兴旺，各家从祖上所分的住房和田地亦少，甚至到了钱穆伯父、父亲时，已无一尺之地，“沦为赤贫”。饶是如此，大家族却“书香未断”。钱穆的曾祖父钱绣屏，国学生；祖父钱鞠如，邑庠生，长于音韵，勤治《史记》；父亲钱承沛，自幼聪慧过人，被誉为“神童”，16 岁县试入泮，后在七房桥设馆授徒。钱穆兄弟4 人，长兄原名恩弟，后易名挚，字声一，即著名科学家、全国政协副主席、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之父。

　　1900年，七岁的钱穆被父亲送入私塾读书，与大哥声一同塾。其时聪明伶俐，强记不忘，塾师对其亦称赞有加。年底，私塾老师因病歇塾，为了兄弟二人的学业，钱父决意举家迁至荡口镇。荡口镇时多有华姓聚族而居，是清末民初著名数学家华蘅芳、华世芳兄弟的故乡。迁至荡口后，钱父在镇上延请了一位华姓名师为钱穆兄弟上课。除授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外，塾师亦讲《史概节要》、《地球韵言》两书。两书讲毕，塾师不幸生病，不能坐塾，诸生学业荒废。钱穆兄弟也不再上塾，钱穆则日日在家中阅读小说。

　　1904年，钱穆10岁，与兄长一道考入无锡荡口镇果育学校。

　　果育学校是一所乡间新式小学，原是乡贤华子才（华鸿模）为华氏家族子弟而办。果育小学分高、初两级。钱声一入高级一年级，钱穆则入初级一年级。当时的体操老师——钱穆的同族钱伯圭，是思想激进的革命党人，对钱穆时有教导，是他政治上的启蒙老师。在果育小学4 年，钱穆深得众多良师的教诲、指点，既受到了传统国学的熏陶，又得以接触新学，打开视野，为其日后从事学术研究打下良好基础。

　　1905年，钱父撒手人寰，留下孤儿寡母，家境困顿。

　　1906年，钱氏兄弟考入常州中学堂。为减轻家庭负担，钱声一自愿入读学期一年的师范班，将深造的机会留给了弟弟钱穆。毕业后，钱声一回乡任教。
　　
　　在常州府中学学习期间，钱穆颇得监督屠元博的关心和爱护。屠元博的父亲是名满中外的史学泰斗屠寄，虽钱穆与之未曾谋面，亲承教诲，但对这位史学巨擘，钱穆始终心怀崇敬。当时，在常州府担任历史、地理教务的，是屠寄昔日门生吕思勉先生。吕思勉虽是学堂最年轻的教师，但知识广博，国学功底深厚，带给钱穆深刻的影响。日后，钱穆亦同吕思勉多有书信往来，交往甚笃。

　　1910年，钱穆读四年级时，新舍监陈士辛与学生多有龃龉，最终酿成学潮。钱穆作为学生代表，代头自动退学。后经屠元博代为申请，到南京私立钟英中学就读。

　　1911年，适逢武昌起义，时局混乱，学校宣布解散。钱穆投军不成，遂返乡。

　　1912年春，经远房亲戚钱冰贤介绍，钱穆离开老家七房桥，赴秦家水渠三兼小学任教，开始了长达十年半的乡教生涯。

　　学校原只校主秦仲立兄弟三人分任教务，钱穆到后，负责高级班的国文、史地、英文、数学、体操、音乐等科，并兼部分初级班课，教务极其繁重。秦氏藏书丰富，但不轻易示人，因与钱穆切磋学问，结成忘年之交，钱穆才读得秦家藏书，也藉此得以接触西方思想，开阔眼界。

　　1913年，钱穆转入荡口私立鸿模学校任教，即原果育小学。当时校主是华鸿模的长孙华士巽，对教字认真、负责的钱穆很是器重。

　　1914年夏，梅村成了县立第四高等小学，钱穆在鸿模小学的同事，亦是钱声一昔日同窗的华澄波被聘为校长。钱氏兄弟得其邀请，一同前往任教。在梅村四小任教期间，结识了一生挚友朱怀天。

　　1918年夏，老家七房桥遭火灾，迁家至荡口镇。为了侍奉患有胃病的母亲，钱穆便辞职回荡口鸿模学校任教。

　　两地任职期间，钱穆不单严谨教学，勤奋读书，在学术研究上亦有所成。在梅村县立四小教授《论语》时，钱穆精读了《马氏文通》，并仿照体例，终成《论语文解》一书，该书亦是钱穆生平第一部出版著作。

　　1919年，钱穆任后宅泰伯市初小校长，在校开展了一系列的教育实验和改革。在实验和改革的同时，钱穆也利用闲暇时间从事撰述。李石岑在上海主编《时事新报》副刊《学灯》，钱穆几度投稿，其文两度刊于首幅。

　　从1912年春到1922年秋，钱穆在乡村做了十年小学教师，其间虽然有憾于未能入大学深造，但他始终坚信“学问”源自“功夫，“未尝敢一日废学”。

　　1922年，得益于同乡施之勉的推荐，钱穆赴厦门集美学校担任教职，这也是他首次担任中学教职。

　　集美学校乃是南洋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一手创办，初为小学，后来逐渐扩大，成为一所包括师范部、中学部，商业、水产航海、农林、幼儿师范、女子中学部，幼儿园、医院、图书馆、科学馆、教育推广部等等在内的大规模学校。钱穆在集美学校任高中部、师范部三年级两个班的国文课。钱穆居处临近校图书馆，中学课业较之从前略为轻松，故而闲暇时间较多，遂“一意肆力于读书”。

　　1923年，集美学校闹学潮，校长对此处理失当，开除了数名学生，钱穆因倾向学生一方，故辞去集美学校下一年的聘任，重返家乡无锡。此后不久，即受钱基博先生的介绍和推荐，转入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任教国文课。当代著名新闻学家徐铸成于三师读书时，即由钱穆授课。

　　1927年，经无锡三师同事胡达人推荐，钱穆转任至苏州中学。

　　苏州中学颇有渊源，其原址为宋范仲淹所创府学的部分故址，理学家胡瑗曾讲学于此。清称紫阳书院，清末在此创设江苏师范学堂。民国初年，王国维、吕思勉等著名学者均曾于此执教。钱穆任教时，校长为著名教育家汪懋祖，曾留学美国，担任过北平师范大学校长。汪懋祖治时，学校实行学分制，提倡教师进行学术研究，创办校刊，广延人才，多方礼聘著名学者来校讲学，苏州中学逐渐发展为苏州重要的学术基地。陈去病、吴梅、吕叔湘、胡哲敷、颜文梁等均与钱穆同在苏中任教，甚至章太炎、胡适、顾颉刚、张君劢、张其昀、欧阳予

　　倩等学界名流亦曾在此讲学。

　　1928年夏秋之交，妻儿、兄长相继去世，钱穆很受打击。哀痛之下，钱穆强自振作，继续教书著述，在《苏中校刊》上连续发表《述清初诸儒之学》、《墨辩碎诂》、《孔子略史及其学说之地位》、《儒礼杂议——非斗篇》等文。

　　l929年秋后，负责商务印书馆编《万有文库》中《墨子》一书。

　　1930年春，钱穆于苏州续姻。又得顾颉刚鼎力相荐，赴北京燕京大学任国文系讲师。同年，发表《刘向、歆父子年谱》，力辨康有为《新学伪经考》之非，破经学古今门户之见，引起学界轰动。 后因不适燕京大学教会大学的环境，故辞职南归。

　　1931年夏，受聘于北京大学，担任历史系教职，授“中国上古史”、“秦汉史”、“中国通史”、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”等课，并兼课清华、燕京、北师大。钱穆先生功底扎实，学问深厚，且善言辞，所讲中国通史课深受北大学生的欢迎，甚至有“北胡南钱”之说。

　　1937年，北平沦陷，钱穆随时局流徙南下。

　　1939年，《国史大纲》脱稿，钱穆回苏州侍母一载。

　　1941年，应顾颉刚之邀，往成都任教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及武汉大学。

　　齐鲁大学原为美国教会所创，抗战初迁至四川成都。原本即有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资助，设国学研究所。内迁后，决意重建研究所，顾颉刚被聘为主任，负责行政事务。顾氏在任期间，置得大批古籍，又多方延请名师，除有胡厚宣、钱穆等在所任职外，又得叶圣陶、张维思、吕叔湘、韩儒林、孙次舟等学界名人来此讲演，由是研究所名声渐著。

　　1941年6月，顾颉刚在重庆北碚办《文史杂志》，所中实际工作渐由钱穆主持。

　　1942年，顾颉刚辞研究所主任职，由钱穆正式接任所务。

　　除指导学生的学术研究外，钱穆在此期间亦编成《清儒学案》一书。

　　1943年秋，齐鲁国学研究所停办，钱穆应华西大学文学院院长罗忠恕的邀请，在该校担任教职。又得四川大学校长黄季陆相邀，到川大历史系兼课，讲授中国政治制度史、中国政治思想史。

　　1944年，撰文《中国历史上青年从军先例》，号召知识分子投笔从戎 。

　　抗战时期，钱穆在西南大后方，或著书立说，或奔走讲演，“以民族意识为中心论旨，激励民族感情，振奋军民士气，故群情向往，声誉益隆，遍及军政、社会各阶层，非复仅为黉宇讲坛一学人。为书生报国立一典范，此点更非一般史家所能并论。”

　　1945年抗战胜利后，钱穆患病在身，仍留川任教，住华西坝一年。

　　抗战胜利后，大学陆续复校，胡适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北大校长，因其远在美国未归，便由傅斯年代校长之职，负责北大接收、复员和北迁工作。但钱穆却始终没有得到邀请，这与钱穆和傅斯年所代表的史料考证派之间的分道扬镳不无关系。

　　1946年，滇人于乃仁在昆明筹建五华学院，托钱穆学生李埏代为敦请，钱穆有感时局动荡，又素爱昆明气候，遂欣然应允。钱穆在五华讲学，又兼云大课务，同时还为军官学校将校训练团讲“中国古代军事史”。

　　1947年，因胃病原因，决意离滇东归。

　　1948年，正式执教于无锡江南大学，任文学院院长。

　　江南大学为无锡巨商荣家所创办，虽创立未久，但仍荟萃不少著名学者。除钱穆任文学院院长外，唐君毅为教务主任，朱东润、牟宗三、李雁晴、王以中俱在江大任教。

　　除教学、行政外，钱穆还应上海正中书局之约，指导学生圈点《四部选粹》，即精选四部籍中人人必读者数十种，一一加以标点。但终因时局动荡，标点之书未能付印，随他标点、钞录的学生也散去了。

　　课余闲暇，钱穆又撰《湖上闲思录》。

　　1949年，钱穆南走香港。入港后，有感于青年失业失学、无依无靠、踯躅街头的情形，于是考虑创办学校。

　　1950年，新亚书院在钱穆的努力下初创成形。创建之初，条件极其艰苦，生源多为来港大陆青年，无力缴纳学费，中途离校，转校者亦不在少数，学校经费亦尤其紧张。但学校的任课教师，如吴俊升、任泰、刘百闵、罗香林、张维翰、梁寒操、卫挺生、陈伯庄、程兆熊、杨汝梅等，皆为大陆来港的知名人士。其中不乏钱穆故交，为表支持，竞相表示不计报酬。尽管条件不如人意，但书院教授阵容之强大，香港大学中文系远不能比，亦受到香港教育司的重视，对其多有通融。

　　冬季时，新亚经济窘困，已至山穷水尽。钱穆离港赴台募款，望获台湾政府救济支援。钱穆抵台后，多方劝其留台发展，但他心系新亚，婉言相辞。其后又受邀去港大任教，亦固辞。

　　1952年，钱穆在淡江文理学院惊声堂讲演，屋顶泥块坠落击中头部晕厥送医。

　　1953年，新亚书院得到美国雅礼协会资助，后又得美国亚洲协会襄助，筹办研究所。

　　1955年，得哈佛燕京社协款资助，新亚研究所成立。

　　香港原本不甚重视中文教育，全港除却主要用英文授课的香港大学之外，其他学校寥寥无几。钱穆来港，兴学艰难，新亚书院于困境中奋进，不断得到发展，诸教授数年艰辛耕耘，培养了一批高质量人才。其办学的成绩为香港各界所瞩目。6月27日，由香港教育司高诗雅和香港大学教授林仰山提议，香港总督兼港大监督的葛量洪在香港大学1955 年毕业典礼上，授予钱穆名誉法学博士学位，以彰其绩。

　　1956年，钱穆与胡美琦女士九龙缔婚。

　　1960年，钱穆应邀到耶鲁大学讲学半年。闲暇时间，钱穆一方面补读英文，一方面完成了《论语新解》的撰写。 6 月13 日，在耶鲁大学毕业典礼上，为表彰钱穆的教育、学术成就，及其为东西文化交流作出的贡献，耶鲁大学特授他名誉人文博士学位。随后，赴欧访问。

　　1963，崇基、联合、新亚三校联合，改组为香港中文大学，钱穆主动提出辞去新亚书院院长职务，为新亚董事会所挽留。

　　1964年，钱穆再度提出辞请，董事会终于应允，並决定以1965年为正式辞职之年，此一年则为休假年。1965年正式卸任后，钱穆应马来亚大学邀请，由夫人陪同赴吉隆坡讲授“中国思想史”。原定计划讲学一年，因不适应南洋湿热天气，胃病复发，于1966 年2 月提前返港。钱穆夫妇返港后半年，香港难民潮骤起，治安恶化。夫妇商量之下，决意定居台湾。

　　1967年10月，钱穆夫妇正式迁居台北。

　　1968年，钱穆夫妇迁入由夫人亲手设计的“素书楼”，并膺选“中央研究院”院士。

　　1969年，《朱子新学案》书成，老友张其昀邀请其往华冈文化学院，担任文化学院史学研究所教授、首任博士班班主任。

　　钱穆每周为博士班讲授“中国史学名著”，后来，台大学生戴景贤来素书楼旁听，将讲授内容录音，再加以整理，陆续刊登在文化学院创办的《文艺复兴》杂志。1973 年2 月，《中国史学名著》一书经台北三民书局正式出版。随后又开“宋明理学”、“朱子学”、“经学大要”、“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”等课，边讲边写札记，后合编为《理学三书随札》一书。受聘文化学院同时，又应蒋复聪先生之约，担任台北中央博物院特聘研究员。

　　1974年，钱穆在夫人陪同下，游历梨山、武陵、天祥、花莲。期间，写下《八十忆双亲》。

　　1975年，钱穆将居港台时期发表之中国传统学术相关论文汇成《中国学术通义》一书，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。

　　1976年冬，钱穆胃病剧作，几不治。

　　1977年夏，新亚书院策划创设“新亚学术讲座”。为答谢创办人钱穆的卓绝贡献，此讲座命名为“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”，拟每年邀请一位对中国文化有所研究的中西著名学人来新亚作讲演，并邀请钱穆为讲座第一位讲演人。

　　1978年，钱穆胃病、目疾日剧，仍抱病扶杖赴港，以“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”为题，进行了六次讲演。后根据录音编写成书，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。

　　1984年，钱穆获颁行政院文化奖章。

　　1986年，钱穆92岁生辰，亦是他执教75周年的纪念日。6月9日当天下午，钱穆在素书楼为中国文化大学（即华冈文化学院）史学所博士班的学生做告别杏坛最后一讲，听者云集。台湾当局于6月20日晚为他举行执教75 周年荣休纪念会。“行政院院长”俞国华赠予钱穆“鸿儒硕望”镜屏，“教育部”也赠其“一代儒宗”贺匾。11月，钱穆完成其人生最后一部著作——《晚学盲言》。

　　《晚学盲言》撰写之时，钱穆目疾已深，不能识字看书，幸得夫人胡美琦女士协助，方能成书。此书系钱穆40 年代以来从事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之总结。

　　由于政治环境所限，自1949 年4 月南走香港，钱穆便再也没有踏上大陆的土地。虽身在海峡对岸，但对钱穆始终情系故乡和亲人，对于时局，钱穆亦多有关心，希望两岸能和平统一。

　　2025-08-02上午9点15分，钱穆心力衰竭，在台北杭州南路寓所逝世，享年96岁。讣讯传来，士林震悼。各界人士纷纷发文吊唁。9月26日，在台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。9月30日，由香港中文大学、新亚书院、新亚教育文化会、新亚书院校友会，为其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。

　　1992年，钱穆先生得以归葬苏州太湖之滨。